（深港双城故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10年 延续港中大创校先贤精神

即使宪法上的有些权利也根源于传统习惯，如人格尊严权，即根源于古己有之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传 统，又如迁徙，在非正式制度或者在习惯中，就具有习惯权利的性质，其中我们熟悉的安土重迁之传统，本身就是对迁徙的一种态度。

参见朱苏力：《法律如何信仰》，载许章润等：《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8页。（二）中国法律信仰论预设的是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 与伯尔曼的理论相比较，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观。

这就是所说的‘历史基础。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伯尔曼指出，西方人正在经受一种整体性危机。杜宴林：《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为分析线索》，《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5期。[31]作为世俗化和形式化时代之产物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的自主性，试图把法律建构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道德以及其他因素的自主系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伯尔曼在中国学界受到的欢迎度要远远超过美国学界对他的接受度。

[6]参见魏敦友：《理性的自我祛魅与法律信念的确证——答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教授》，《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伯尔曼既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即认为法律完全被经济基础决定，又反对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观念决定论，即强调观念对法律的决定作用。17 关于党国法治转型的法制史经验考察与分析，参见高全喜、张伟、田飞龙：《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4与国法体系的层次化、系统化、规范化相比，党法体系的制度化与程序化建设相对滞后。党内立法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简明实用，要能解决问题，能改善党的领导，这就要求在某些关键性制度领域先行先试。首先，党内法规体系最顶层的是党章，党章作为党的根本章程，相当于国法体系中的宪法，是党的法规体系的根本规定。这时建立一种联动衔接的审查机制，就有利于更好地对规范内容本身进行审查，做出合理的处置。

我们下面简要考察一下改革开放时期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但政治史上的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现实政治亦展现出政党类型多元的结构性特征。

如果不能跟准则、条例一致的，也必须退回去重做，因为这违反了法制统一原则。如果与党章不一致，肯定是通不过审查关的，只能退回去重做。这种工作尤其表现在近两年的力度特别大，在2012年开始对党内法规进行系统性清理，然后立改废并举，该立的立，该改的改，该废的废。这些新原则是严格的法律原则，是执政党法治转型的法律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在化。

正因为有监督性质，所以备案审查阶段对合理性审查的要求也非常高。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党内立法要有一个明确的根本法意识。关于中国的政党制度，其结构特征与功能组合显然就区别于西方主流模式，一个官方的解释框架，参见《中国的政党制度》，国务院新闻办，2007。比如在1921年，一大党纲《中国共产党纲领》确立了党的基本性质和奋斗目标。

与此理念所抵触的一些法规范，无论是在国家法层面，还是在党法层面，都会通过统一的审查制度、审查程序予以清理和排斥。因此党内法规的制定，必须以党章为依据。

本来属于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为什么要建立与国法之间的联动机制呢？这是由我国宪政体制的特殊安排决定的。我们非常真诚地期待，在总书记的要求以及两部党内立法法的具体制度性的规定之下，中国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法治党的进程的展开，能够获得大的提升，能够最终贡献于党法和国法之间的法治协调，能够贡献于法治中国更加完备的体系建构。

民主立法原则就是要开门立法，要透明立法，立法过程当中，不仅要对各个部门开放，还要对普通党员开放，还要对群众开放，以使得党内法规建设，在议程早期就具有更加充分的党内以及民意基础。8将党的权力纳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之中，通过规范的党内立法而不是既往的政策、口号方式来治党和治国，这是中共执政思维与治理文化的重大变迁，是党模范遵守宪法与法律的积极表现。也就是说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原则加起来才是更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20作为一个大型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之初就背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完成这一基本革命历史任务的前提下，建立新中国之后，又要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就建立了明确的说明理由制度，要求在正式文本公布之后，同时公布对意见的处理情况，说明为什么采纳，为什么不采纳，这就推进了立法的公开性和回应性。缺乏与国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党法体系，不仅党的自身治理无法规范化和程序化，国法体系在既定宪政架构下亦不可能自足而有效发展。

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体系，不断遭到运动的冲击，在客观上妨碍了国法和党法规范建设的进程。从文本体系上来讲，已经基本完备。

30 党内立法法主动要求实现与宪法法律相一致，可以视为对曾经提出并饱受争议的三个至上提法的一种正式的官方解释方案，其结果是凸显了宪法法律的至上性。第五，制定程序、文件名称与形式随意性强，规范效力及其等级秩序体系不够稳定，执行效果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第二，科学立法原则。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载《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这是需要在以后的条例修改或者实际的工作当中来加以改进的。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党内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及党模范践行依法治国的要求，由党法确定更高义务标准，这就构成了党员与党组织必须遵守的第二重义务。公众参与不限于党员，群众也有权参与。

党内立法法不仅仅规范一部法律如何生产，还规范法律的实施以及备案审查。在规划环节，要解决我们在一定时间里面要立什么法的问题，也就是要确立什么样的立法议题的问题，又可以区分为宏观的五年规划和中微观的年度计划。

就是说它上不适用于党章、中央党内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下不适用于省级党委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内部性，而缺乏公开性和回应性。

因此为了很好地保证国法的实施，就必须要完善党法。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党内立法的论证、参与、协商的法律效力机制保障仍然是不够充分的。

因此，根据新条例的规定，征求意见情况和协商情况，是草案送审稿的必要组成部分。31 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学分析，参见田飞龙：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2、党内重大决策程序是否要建章立制。第二，宪法法律至上原则，这实际上是对党内立法法的终极目的的规定。

5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18 这种挑战一直存在，有时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干扰和反复，比如2013年以来的反宪政潮流就是一种代表，是对法治国家原则与执政党法治转型取向的反动，参见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

9 政党的比较研究与类型学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度兴盛，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演变，与自由民主相匹配的西方选举式政党似乎成了唯一正当的政党类型，多党制也因此成了民主的核心指标。本文的工作即为此一目标提供某种理论上的预判和建议。

21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充分表明，不断地建立适合其任务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保证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取得成果的重要保障。第十九条还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是说专家论证已经被新条例确定为党内法规起草必经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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